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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股票指数狂跌，而且当人们抱着纸箱离开办公室，另外当大批银行倒闭时，这两次危机竟以惊人相似的方式震撼了全球。

　　这种差异，不仅反映了，经济学理论的，革命性变迁，更塑造了，现代经济政策的，基本框架。

　　1929年，美国经济，表面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，股票市场的投机热情，持续高涨。

　　时任总统胡佛，而且在当年3月居然宣称：“我对国家的未来，稍作停顿且毫不忧虑，它那景象，轻松愉快且光辉灿烂，充满着无尽希望。”

　　然而，好景不长，10月24日，华尔街股灾突然爆发，短短一周内流失资金300亿美元，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29

　　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倒闭潮，1929到1933年间，美国40%的银行（9490家）破产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。

　　次级抵押贷款的广泛发行、金融监管的放松、银行的过度冒险，共同催生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。

　　当泡沫破裂，雷曼兄弟倒闭，金融市场迅速崩溃。9月29日，道琼斯指数暴跌777.68点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。

　　恐慌情绪，迅速地蔓延至全球，香港恒生指数，以及上海上证综指，跌幅都超过了5%，而且欧洲股市，更是创下了“911事件”之后的最大跌幅。

　　面对1929年大萧条，胡佛政府初期，奉行自由放任政策，坚持由市场“看不见的手”进行自我调节。而且政府受到财政预算平衡思想的影响，采取了加税，以及缩减财政支出的做法，使总需求进一步恶化。其实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，才彻底改变政策方向，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为“新政”的干预措施。

　　而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，各国政府，并且还有央行，它们的反应既迅速，又坚决。

　　美联储在一个月内，连续两次紧急降息，降息幅度达到150个基点；而且美国政府仅用两周时间，就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。

　　这种反应速度，而且这种力度，与1929年所呈现出的情况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。

　　一位经济学家形象地比喻：“如果说1929年政府是看着房子着火，接下来才慢悠悠地去寻找水桶；这样的线年则是在火苗刚刚燃起之时，就立刻调遣了消防队。”

　　货币政策的巨大差异，是两次危机应对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。1929年危机期间，为了控制投机，美联储不但没有降息，反而加息，将基准利率从4%上调至6%。而且当时的金本位制极大地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，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，以防黄金外流，这样的话，进一步压制了经济的活力。

　　对比之下，2008年危机时，美联储迅速降息至接近零的水平，并且推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。除此之外，还建立了，多种紧急贷款工具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，曾是大萧条研究专家，他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政策。这种“大水漫灌”式的应对，虽然有争议，但是确实避免了系统性金融崩溃。

　　财政政策的转变格外引人关注。1929年大萧条爆发，政府实施了《增税法案》，遏制了经济的活力了。直至罗斯福新政时期，才开始系统地增加政府支出了，用于建设公共工程，给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了。联邦政府的开支，在危机发生前仅占GDP的不到3%了到1939年增长至超过10%了。此变化清晰地反映出政府职能有了深刻的调整了。

　　2008年危机爆发，那会儿各个国家的政府，赶紧出台了财政刺激方面的方案。像美国的“美国复苏和再投资计划”，投进去差不多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呢。跟大萧条那个时期不一样，这次的刺激举措，包含的范围更广泛了，而且还直接给企业和家庭提供帮助，像企业贷款项目呀，其实失业救济的扩大啦，还有直接发钱之类的。靠着这些努力，经济能够以很快很有效的方式，变得稳定起来，这样就避免了衰退继续往深里发展。

　　两次危机都推动了，极其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。1929年大萧条结束后，美国逐渐构建起了一个，现代的金融监管体系，其中包含了《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》，这个法案明确地划分了，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界限。并且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，它的作用是，保障储蓄的安全。这个时候，也大幅度增强了，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责等。经由这些改革措施，进而为战后几十年的金融稳定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2008年危机之后，各国而且确实加强了金融监管，不过其方向却有所差异。危机实际上暴露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脱节的问题，进而促使监管机构，更为关注系统性风险以及宏观审慎政策。正如一位监管者所言：“大萧条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建立金融监管体系，而2008年危机反倒教会了我们如何让这个体系跟上金融创新的脚步。”

　　两次危机分别催生了重大的经济学理论革命。1929年大萧条，打破了古典经济学“市场自我修复”的神话催生了凯恩斯主义。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提出了政府应通过财政政策积极干预经济的理论。而且说真的，这一理论为以后几十年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2008年金融危机，而且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。市场万能，以及监管最少的信念遭到了质疑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，竟然不得不承认“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”。危机过后，凯恩斯主义重新获得了重视，国家干预再次被视作必要。这种思想转变，反映在从奥巴马到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之中，政府角色不断地扩大。

　　回顾这两次危机的政策应对，我们可以汲取重要启示。首先政府的干预对于恢复信心以及预期来说至关重要。大萧条初期，胡佛总统反对进行干预，结果收效甚微；而罗斯福新政却通过大力强化干预，成功恢复了信心。2008年危机之后，政府和央行迅速采取行动，避免了“大萧条2.0”的出现。

　　其次应对危机需要综合举措并保持政策一致性。单一政策难以应对复杂危机，需要货币、财政社会等政策协同作用。如同一位经济学家所说：应对危机不是单靠一味药，而是需要一整套治疗方案。

　　最后预防危机，比应对危机更为重要。两次危机，都与过度的杠杆，和金融泡沫密切相关。控制杠杆率，并且提高金融透明度，以及加强市场监管，才是防范未来危机的根本之道。

　　自“黑色星期二”起直至“雷曼时刻”告终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，全球先后经历了两次——规模极为庞大的经济危机，持续挑战着人类对经济的理解与应对水平。1929年的那场灾难，反而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问世；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更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，带来了剧烈冲击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在告诫我们，经济理论与政策必须伴随时代的变迁，不停地加以调整和完善，不过说真的，危机防范的基本准则始终未曾改变。当今世界正面临全新的考验，所以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被永远地牢记。